年4月1日，我在细雨纷纷中乘坐高铁，从上海赶往苏州玄妙观，参加为荷兰道教研究专家施舟人教授（ProfessorKristoferSchipper，-）举办的“六七升度功德道场”。
按照中国传统，人在去世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灵魂仍在人间徘徊。因此人们会每隔七日，为亡者举办宗教仪式，为他积累功德。4月1日正是施舟人教授仙逝六周的日子，即第六个“七”天。在施舟人的学生、法国人类学家范华（PatirceFava）的倡议下，来自苏州常熟的道士为施舟人教授举办道场，礼请道教的两位尊神——太乙救苦天尊和斗姥元君，接引亡者超升天界。
道士们在殿外张贴《榜文》我走进玄妙观的斗姥殿，只见道长们正在摆设坛场、设置经台，近门处祭桌上有苹果、香蕉、橘子、蔬菜、黄酒等供品，烛火摇曳，香烟缭绕。最引人注目的是祭桌后挂着的一幅六尺大小的施舟人画像。这幅画像由国内的宗教画师、道教皈依弟子王敏源特别制作。画中的施舟人身着玄黄色道袍，头戴道冠，手持笏板，正襟危坐于榻上，一边的几案上摆放着香炉、如意和一套线装本《道体论》，他身后的屏风上绘有“罗江大霍洞台之图”。虽然整幅画像的风格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戴着眼镜的施舟人的洋人面相依然清晰可辨。
施舟人的道服肖像共有近40位海内外学者和教界人士为这场仪式捐献了功德金，到场的则有十余位。法会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笠日凌晨2点。十余位道士共同为施舟人教授唱诵多部道经，累积功德，召请施舟人之灵来临法会现场，接受祭祀，最后送亡生天。值得一提的是，比起普通人的法会，仪式省去了“十王简”这场科仪（ritualofaudienceofTenKingsofthehell），因为普通人的魂灵在往生之前，要在十殿阎王那里清算罪孽，而施舟人是受过箓的道士，不用经过十王殿。
道士们在跪诵经典这并非国内唯一一场缅怀施舟人教授的道场。3月11日（即“三七”），福建省宁德市霍童山鹤林宫已为施舟人举办过一场“迁神升虚道场”，为他迁补了道职。4月7日，中国道教协会还联合了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北京东岳庙、上海城隍庙、四川青城山天师洞、福州裴仙宫等5所道观同时为施舟人举行法会。
为何中国的道教界会如此隆重地为一位荷兰人举行这些仪式呢？
施舟人教授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祖父是位收藏家，他自幼就对中国艺术充满兴趣。之后，他前往巴黎求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康德谟（MaxKaltenmar），研究道教史。从沙畹（EdouardChavannes）算起，他算是读《道藏》的第四代汉学家。
受惠于法国汉学传统的培养，精通八国语言的施舟人教授非常重视对经典的研读，他曾花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带领他的学生精研明代《道藏》，将其中的余部道经重新分类、考证、断代，撰写提要。这项伟大的研究工程最后以三卷本《道藏通考》（TheTaoistCanon:AHistoricalCompaniontoDaozang）的形式出版，成为道教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该计划还培养了一批道教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是欧美汉学界中赫赫有名之人，如法国远东学院的傅飞岚教授（ProfessorFranciscusVerellen），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格文教授（ProfessorJohnLagerwey）。
需要注意的是，施舟人的治学之道与欧洲传统汉学还有明显的不同。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施舟人前往台湾地区，找到了“活的”道教。他拜当地高道曾赐、陈聬为师，学习闽南话和科仪。此后，他多次参与当地的盛大醮典，拿起朝板和铜锣，与道士一起做朝科、闹坛奏乐，在亲身参与中研究道教科仪。
年，在台南天坛，移居台湾的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授予他“正一三五都功经箓”的职位，赐法名“鼎清”。这意味着，施舟人在中国道教的天庭中有了自己的职位；作为一名天人中介者，他可以通过道教科仪，向天庭传达民众的祈愿。根据他的学生、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高万桑教授（VincentGoossaert）回忆，在他的结婚典礼上，施舟人穿上法衣，为他举行了一场祈福仪式。而他的另一位学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教授（KennethDean）的女儿满月时，施舟人按照道教的传统，通过道教仪式，将他女儿的名字报上了天庭，从此受到神灵的护佑。
施舟人与其师兄陈荣盛道长施舟人曾在采访中表示，研究道教，不能从外面进去，一定要自己进去，“道”需要自己来做。施舟人有时会讽刺那些传统汉学家不懂中国民间，不做田野调查。他在台湾学道八年，发现了台湾道教仪式传统，观察道教仪式与地方庙宇的关系，研究台南地方庙宇的等级，描绘道士在地方和帝国的双重角色，这些成果启发了许多中国研究者重新审视土生土长的道教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系。年，施舟人受聘为福州大学特聘教授，从此定居中国。年，他在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创建了“西观藏书楼”，这是中国第一家以收藏西方人文典籍为主的西文图书馆。年，施舟人领取到了他的中国身份证。年开始，他与国家汉办合作，希望能将中国的《五经》翻译成12种语言，放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里。年，他和夫人设立了“爱山”道教名山环境保护研究项目，研究道教名山和它们对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在他的画像里，屏风上所描绘的霍童山就是他们研究的第一个个案。
我本人与施舟人在香港曾有过数面之缘。年，第一次见他，是他接受我的博士导师、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教授的邀请，开设面向大众的公开讲座。由于他的TheTaoistBody是我购买的第一本西文道教研究著作，我见到他就像面见偶像一般，小心翼翼地递上书籍。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写法，笑容可掬地签上了“道法自然”和我的名字。
那个时候的我，其实还未入道教研究之门。而伴随着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展开，他的治学方法——同时重视道经研读和田野调查，给予我的影响愈发显著。事实是，无论研究哪一个朝代的道教发展，都无法绕开他的开创性研究，他的论文都是必读的。此外，他对地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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