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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所著的《除瘟记——中华瘟疫神话小讲》近期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勾勒了中华瘟疫神话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演变的过程,讲解了中华先民对瘟神疫鬼的想象与理解,描绘了中华先民与各类传染病斗争的生动画卷,传播了防瘟治疫的中华智慧与经验。

毕旭玲著,施晓颉绘《除瘟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03)

本书目录

(一)中华瘟疫神话的重要功能与意义

瘟疫神话是最重要的灾害神话之一。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先民常与那些被称为“时疫”或“瘟疫”的恶性传染病正面遭遇。尤其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瘟疫比毒虫猛兽的破坏力更大,往往导致整个氏族的毁灭。可怕的瘟疫不仅使先民感到恐惧,也引起他们的种种猜测、解释,由此产生了瘟疫神话。先民创造瘟疫神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治疗疫病、挽救生命的诸种办法。在此过程中,瘟疫神话也反映了先民与瘟疫顽强抗争的历史。作为神圣叙事,瘟疫神话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

首先,中华瘟疫神话传递了防瘟避疫的中华经验与智慧,比如《山海经》中精怪散播瘟疫的神话反映了先民对于野生动物传播疫病的粗浅认知,颛顼三鬼子传瘟神话表达了先民对于瘟疫人际传播特点的初步认知,职司各不相同的瘟神疫鬼神话则体现了先民对于传染病的早期分类。而更多的防瘟避疫经验与智慧则成为传统节俗的一部分,仪式化的节日强化了防瘟避疫的观念及其效果。

其次,中华瘟疫神话表达了先民面对恶性传染病时富有哲学意义的思考。比如西王母由掌管瘟疫和刑罚的图腾神向赐福长寿的道教最高女神的转变,以及赵公明由瘟神向财神的转化,都表达了否极泰来的朴素辨证思想。又如,颛顼三鬼子传瘟神话与方相氏驱疫神话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神话,先有三鬼子传播瘟疫,才有方相氏驱逐疫鬼,这种神话设定反映了万物相生相克的思想。上述两种观念都展现了先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也不放弃希望的乐观精神。

第三,中华瘟疫神话传承了中华传统道德理想,为瘟疫大流行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比如在为寻求治疫之药不惜遍尝百草而最终毒发身亡的神农氏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最高道德理想——牺牲精神;而在鞭巫毁庙的抗疫神话中,我们看到了追求对症治疗的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中华传统道德理想中两大重要支柱,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第四,中华瘟疫神话也体现了先民对瘟疫进行社会管理的思想。在西王母神话中,先民将人类自己设立的刑罚与上天降下的瘟疫之灾统归西王母掌管,体现了他们试图将瘟疫纳入社会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有效防控的初步设想。而瘟鬼献方神话则表达了即使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也要进行有效的地方社会治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管理观念。

总的来说,中华瘟疫神话不仅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代依然有重要影响。

(二)中华瘟疫神话对人与致病性微生物关系的三种主要认知

在多数瘟疫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将瘟神疫鬼视为对立面,想方设法征服、战胜瘟神疫鬼的叙事。这部分瘟疫神话数量相当多,本书所选的瘟鬼献方神话、徒手捉鬼神话都属此类。

在某些瘟疫神话中,瘟神疫鬼甚至成为人类的代言人,帮助人类完成他们无法完成之事,比如《夷坚志》中就讲述了瘟神除暴安良的神话:

宋代南城人陈唐、陈霆兄弟俩是当地有名的恶棍。一天,陈唐梦到自己被押到城隍庙,城隍爷问明他的身份后,就命鬼吏将他押到张大王庙。到了张大王庙后,陈唐一下子就醒了。陈唐将此事告诉妻子,心里对这个梦很恼火。那张大王不是什么正经的神,而是当地的瘟神。没过几天,陈唐全家都染上了瘟疫,陈唐、陈霆兄弟俩七窍流血而死,陈唐的母亲、妻子,陈霆的儿子及所有的奴仆,还有与他们来往的亲戚,甚至是为他们治病的尼姑、巫祝等二十多人也都染上了瘟疫,不久全死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陈家这些人大概是死于急性传染病,但这则神话却被作为瘟神处罚恶鬼的神话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另外一些瘟疫神话中,我们还看到人与瘟神达成了一种较为和谐的关系。清朝乾嘉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袁枚在笔记小说《子不语》中记录了一则“苏耽老饮疫神”的神话:

杭州有一位生性滑稽的人,叫苏耽老,喜欢嘲弄人,大家都不太喜欢他。有一年大年初一,不知谁画了一张瘟神的画像压在他家门口。苏耽老早起开门看到画像后哈哈大笑,把瘟神画像请进家门,并将它放在上座,与它一起饮酒,然后焚化了。这一年瘟疫流行,苏耽老的邻里都被传染了,争祭瘟神。那些身染瘟疫的人,像瘟神附身一般说:“我瘟神大年初一受到苏耽老的款待,很惭愧,也没有什么可回报的,你等若要我驱除疫病的话,就请苏耽老陪着我,这样我才肯去。”于是,祭祀瘟神的人家都争相请苏耽老吃饭,吃得苏耽老见了酒食就犯愁,他的一家老小竟没有一个人患瘟疫。

本书附送藏书票,青年画家施晓颉绘

根据瘟疫神话的叙事内容,我们可以概括出古人对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关系的三种主要认知:第一,始终处于对立关系中,人类需要不断地与传染病斗争;第二,人类获胜,最终制服了致病性微生物;第三,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和谐共处。

如何处理与传染性疾病的关系,恐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全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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